第二百八十二章 战时经济政策（下）(1/2)

当帝国陛下抛出他的盐政新法时，面对朝廷即将失去的“厚利”，身为当朝丞相的陆秀夫竟然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很是令有些人不解。

赵与珞事后就迫不及待地当面询问了他。

陆秀夫却笑了笑，看着赵与珞问道：“朝廷眼下缺钱？”

老赵立刻点头。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钱从来就没够用过。

可陆秀夫仍然看着他。

赵与珞迟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啥意思？

赵与珞他知道，行朝现在仍“缺钱”，是由于复国江南后，随着地盘的扩大，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你比如说在整个江南地区兑换北元留下来的宝钞，还有各地的筑城、安置流民等等，都不是什么小的开支。

再加上禁军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还要向西南和两淮用兵，军费支出更急剧增加。

而与此同时，尽管朝廷拥有了江南大部，但福建路、江南西路、广南东西路、荆湖的很多地区都经历了战火。按朝廷过去的规定，它们就要免税三年。再加上陛下的什么“今守城一ri，以后免税一月；守城一月，免税三年，”有些地方的免税期还要长。

因此，朝廷在田赋上的征收就远不足以抵消开支的增加。

但客观地讲，朝廷也绝不是像刚落脚琼州时那样，处处捉襟见肘。因为除了国债、宝行，现在的行朝仅是每年能拿出来的新钱就已很多。

赵与珞最清楚，鉴于制钱方法与过去的不同，为了更好的管理、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朝廷已根据陛下的提议，将惠州的阜民钱监改造成由财部直属的帝国造币所，并将原先在琼州的造币器械、人员全迁到了那里，且加以扩大。

选择惠州，主要是考虑它临海，运输方便。

同时正式制定了朝廷新的造币规制，即：各地过去的钱监不再制钱，仅制作造币材料。制成之后全运到惠州，由造币所来统一制成新钱。

其结果就是，这个新的规制订立后，行朝在制钱的能力上进一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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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过去年均铜钱制作能力为三百万贯，同样数量的钱币，按新币制，已经是三千万贯。

当集中生产、并有某种机械（尽管它很原始）存在的情况下，只要您愿意，这个制作能力都可以提高十倍。也就是达到三亿贯，按后世的币制是三十个亿。

当然，这仍只是玩笑话。您既不能这样做，以时代的条件，原料上也无法持久地满足，今后还是要向纸币发展。

不过整个宋代在货币的发行上，已经基本囊括了后世的主要做法，足以令人借鉴。这点以后还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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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与珞心里想的是什么，陆秀夫是能猜到的。

他淡淡地说道：“陛下知道这些，所以他看重的不是朝廷又能多收多少钱。”

赵与珞愣愣地看着陆秀夫。

老赵发呆真的很正常，因为在他原本的观念中，从来都是钱收的越多越好。过去的大宋对增加朝廷收入的官员，更多有褒奖。

陆秀夫继续说道：“他更关注的，是市面上会否出现物价腾然。”

“因为从朝廷来看，现在是还缺钱。而从天下着眼，朝廷放出去的钱，实际已不少，甚至今后还会更多。”

“当年朝廷会子发行过滥，百物市价急升，百姓厌弃，曾经形成会子危机。而你我都知，陛下在琼州的钱币改制，其实还是把钱给轻了。这本应该出现钱轻物重，可琼州和流求为何没有出现物价腾然？”

赵与珞露出了沉思之se。

“这是由于陛下在琼州实施了粮食的榷卖榷买，压制了百物的市价。”

陆秀夫的眼神已经变得意味深长。

“如果以此观之，他恐怕早已有所预料，所以当初才一定要朝廷控制粮食。现在推行新的盐法，其目的仍然是为此。”

“在陛下的心目中，与朝廷的币制危机相比，区区的盐利，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何况朝廷并不是没有钱。”

国债、宝行、每年制成的新币，粮价利差、关税、商税等等，就是这个“新盐政”，虽然大幅减少了朝廷收入，每年仍有几百万贯的“盐税”（一人一年十斤盐，四千万人就是四百万贯），朝廷的花费绝对是谈不上极其紧张的。

“而一旦市面上物价腾然，不仅势必会危及朝廷现行的币制，更将影响到陛下以后的北伐大计。”

赵与珞彻底无语。

陆秀夫的学识、能力，无疑是要远高于赵与珞的。

事实上，凭他所处的职位，他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陛下钱币改制后，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行朝所投放出来的新钱数量就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