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〇 山色江声共寂寥(2/3)

京师大学堂前任总监督刘廷琛在孙元起出任学部尚书的时候就主动辞职，接任的便是张元济。张元济不满的主要是孙元起的教育方针。在他看来，中国最要紧的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脱离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该是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应该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什么用？

孙元起却知道，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三次教育统计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学生达16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尽管这距离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绅对于兴建中小学的强烈兴趣，毋庸国家重点关照。而且随着华兴银行开业，经世大学能支配的资金更加丰裕，给蔡元培拨付了更多的经费，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经世大学附属学校。

至于师范教育，是庚子国变以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绩斐然。而高等教育，现阶段需求并不强烈，出国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有职业教育是现阶段教育的短板。

职业教育多好啊，一来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入工矿企业，避免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二来可以破解目前中国工矿企业工人技术含量不高，限制工矿企业发展的瓶颈；三是有志向的学生可以在工作中继续钻研，实际解决工矿企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技术进步。

为了表示学部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孙元起身先垂范，依靠北平铁厂，在经世大学附近成立了水木工业学校，聘请沈凤铭、刘庆恩等人分别出任校长、老师，专门负责研究采矿、冶铁和兵工技术。

孙元起实在太忙，每次内阁开会，能请假就请假，不能请假就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戊戌变法、庚子国变时期，孙元起想改变历史走向，可惜有心无力；如今保路运动蓬勃发展，作为内阁大臣，完全有能力改变历史走向，却又变成了有力无心，眼睁睁看着清政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间也见识了许多历史的阴暗面。

现在我们谈到保路运动，总会说清政府卖国无能、残忍血腥，屠戮无辜群众，殊不知暗地里“革命同志”也做了不少龌龊事，有些手段甚至非常下作。

比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便以开会的名义，在衙门里软禁了保路运动的激进派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张澜等人。这些闹事的头头以为赵尔丰要对他们下毒手，便诈称“赵尔丰已经将保路运动之士绅全部杀害”，鼓动成都市民扶老携幼，手捧光绪帝牌位和清香奔赴衙门抗议请愿。

就像后世所有的“爱国运动”一样，期间难免会出现烧杀劫掠——在赵尔丰的奏章里，是这样写的：“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砍伤哨弁等数人。”——这些行径是爱国人士所为，还是坏人混水摸鱼？是爱国行动的一部分，还是犯罪行为？政府派兵制止是媾和卖国，还是正义之举？谁也说不清。总之，政府兵勇和抗议请愿的民众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三十二人死亡，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的结果很奇特：次日黎明，衙门证实被捕诸人未死，民众散去。也就是说，保路运动激进派的首领发现赵尔丰只是软禁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思，便让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至于之前放出的谣言、谣言造成的混乱、混乱造成的死亡，都与革命义士们无关了。而被枪杀的32名民众，是闹事的歹徒，还是杀人的凶手，抑或无辜的百姓，谁也懒得去考究。历史课本只会这样写道：

清廷刽子手赵尔丰屠杀了32名成都爱国民众。

血案发生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迅速出城，和几个同志把木头锯成小木片，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投入河中。——这像不像如今在网络上发匿名帖、在微博里爆料？——血案发生之后，只要赵尔丰不傻，他最该做的就是稳定局面，而不是去剿灭四川各地。可谁会相信政府呢？大家明显更喜欢这些带着某种危险性的谣言。于是木片随水漂至各地，义军闻声而起。

太祖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就是说，革命并不是课本上描绘的那么光辉灿烂，里面有谎言、有欺骗、有阴谋、有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只是革命成功了，这些阴暗面会被涂上一层光鲜的色彩，巧妙地加以掩饰。

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一乱，清廷赶紧调兵入川平叛。

在清末，有两处新兵是最有名的，一处是袁世凯调教的北洋军，另一处则是张之洞麾下的湖广新军。朝廷自然也不会忘记，此次调兵的重点便是武汉的新军。

张之洞在湖北担任总督十多年，杰出贡献除了发展工业，就算编练新军、推广教育，后两者正是革命的温床。本来新军在保守的官僚带领下，对革命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等新任湖广总督、顽固派瑞澂带着部分新军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