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个悲伤的故事(2/4)

做笔录的治安队长在电脑上查找一番再次无功而返就火了：“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叫什么。”声音尖锐。派出所里其他五六个人也都盯着张强开导：“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做完笔录就可以走了，你快点说你到底叫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

张强解释：“我没必要骗你们，我对法律至少是懂一点的，在身份这事上面我撒不了谎。如果实在不信，我给你们个建议，打电话去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实，还有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再不行的话，天亮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他还把一些校领导的名字如数家珍地报了一遍。

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原本不能喝水、不能坐着的张强才得以由一名保安领着去上了趟厕所。张强听到一个警员在电话里跟另一端讨论，15位的年份不完整，加上“1”、“9”两位数，最后位用“x”代表。张强这才有了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而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18位的规定，早已出台13年之久。

走的时候，张强问警员，如果在外边再遇到警察查证件，报这18位数号码有没有效。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张强不想过多纠结于这个问题，只想着快点离开。当时的他还未曾料到，第二年3月因为转发了一幅漫画而再次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公安部系统还是找不到他的资料，他依然是个“隐形人”。

他的律师李志勇后来分析，可能是公安部门有人失职没有将张强的信息报到公安部，导致公安部人口信息库里没有他的资料。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丢**份

这些年，张强面对警察时重复得最多的话，恐怕就是他在大学里因为一门成绩不及格怎么被误处理为退学，进而蝴蝶效应般地影响到毕业、户口、身份证，和现在的一切。

十年间，深圳这个“改革开放之窗”要查的证件，已经从以前的边防证、暂住证演变到居住证、身份证，但终归离不开一个“证”字。张强因为没有证件引起的折腾经历，仍在各个角落重复上演。去年，在深圳南头，张强被守在路口的三五个警察招过去。像以往遇到的每次查证件一样，张强努力克制着心里的抵触、不安，花上十几分钟把没有证件的原因再次“背了一遍”。

张强把各种重要的文件、资料按类别整齐地归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然后放进一个红色塑胶文件袋，上边有蜘蛛侠的卡通图案。其中有一份是他所在的化工机械系党支部书记杨爱云1990年写给学生科的手迹，提到张强的“退学处理经复查有误”。这张泛黄的薄纸差点被张强丢弃，揉皱的痕迹依然清晰。他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些重要的原件寄存在律师那，他担忧哪天在街上被抢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他身份证问题的“有效证据链”。

考入华南理工大学之后，张强在1986年办了第一张身份证，那是中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试行的第三年，上面注有“有效期限10年”的字眼。照片里的张强，留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分头，20岁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张不起眼的卡片正在积蓄着足以改变他后来人生的力量。

张强的大三，适逢上世纪80年代末理想主义澎湃的年代。开学复课后，一纸退学通知紧随而至，理由是他有一门必修课考试和补考都未及格。

经学校教务处复查后，承认处理有误，改为1990年暑假结业。“结业”二字对于要强的张强来说，无疑是个耻辱。他找出了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的学籍管理规定，认为他有权利再补考一次。当时的系主任在张强的补考申请书上批注：请教务处领导尽量予以融通解决。张强不满，于是系主任又附了一句：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张强同学的申请。然后就没了下文。

1990年的毕业季，张强一项项地办理了离校手续，拿到了6个鲜红的戳印，唯独膳食科“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的格子里留了空白。张强自此成了一个人已离校、但户口仍留校的“空挂户”。

学业结束后，张强没去成他第一、第二分配志愿的城shi深圳、珠海。虽然这两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但关卡森严，入关得有边防证，且只有三个月有效期。张强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但不解决户口问题。他被委以重任，虽然没有毕业证，但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稀少的大学生一样，前景无限。

1996年之后，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他寄希望通过学校跟公安机关交涉，解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他找过学校的党委、保卫处、教务处，以及几位校领导，得到的回应一致是他的学业已完成，须把户口迁出去。但张强坚持，在迁出户口之前，申请补考以及与之相关的“结业”还是“毕业”的判定，要先得到公正的回应。张强还找过系里负责毕业的书记杨爱云，但不耐烦的她叫来了校警队。

近年，尤其是当初知情的系、校领导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遗留的问题更被搁置。去年8月，张强给校长办公室发了份快件，要求解决户口、身份证以及“伤害赔偿”问题，但他没收到回音。

2010年张强参加了同学聚会，20多年前的老师如今还在世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