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第486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二）(2/4)

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总之，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和政策，元廷实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保持这样的限度，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则始终从属于中央，禀命和效忠于朝廷。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中，行省大体站在中央一边，主要发挥代表中央控制地方，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政策的直接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仕于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说：“方伯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换言之，时至元朝中后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决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终元一代，行省官还有两个动向颇值得注意：一是很少叛乱，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元代行省官发动叛乱或自行举兵，约有三次：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等发关中兵助周王和世琜夺皇位；（2）泰定末，河南行省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天历年间，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裔，举兵进攻文宗政权。此三次反叛或举兵，均是以皇位争夺为中心的朝廷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且多半是在皇位空虚之际，行省官各保其主所致，所以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叛乱的性质。另外，行省大臣“不听沼”或“慢易中使”，皇帝往往会“遣官责之”或“命锁系问故”。顺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范孟等冒充朝廷使者，假传圣旨，公然在行省官署杀害行省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等，被杀行省大臣竟俯首领死，未敢作任何反抗。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们昭示：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这与蒙古国时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处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元行省官的便宜行事问题。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行事”的记载。如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江陵，持有“承制授三品以下官”的特诏；仁宗朝，康里脱脱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自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然而，迄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正如许有壬所云：“世皇宏规远模，立中书省总于中，分省厘于外。行省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许有壬从顺帝元统二年到至正三年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左丞长达八年，对元朝制度应该说是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遵成宪以治所属”及“报可而后行”，显然与“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许氏任宰执时朝廷对行省的职权规定。换言之，迄许有壬担任宰执的顺帝朝前期，大多数行省官并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宪以治所属”，“中书报可而后行”。

至正十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元统治者不得不对行省官的权力作出重要的调整。王袆《送申巡检之官序》臼：“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行中书省以镇外服，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盖今行中书，其位尊任重，视古方岳”。据此，“禀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乃是至正十一年后为镇压红巾军起义的非常之制。当时，拥有便宜行事权的行省长官，可以“承制”自行委任行省参知政事、都转运使等三品以上要职。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权重之弊，很可能是针对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拥有的便宜行事权而言的。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以后获得便宜行事之权的行省官有：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邻直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四川行省平章玉枢虎儿吐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江西行省平章火你赤等。于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世祖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左丞崔斌因专擅被诛的情形。这与顺帝至正十一年后的行省官“便宜行事”，恰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洞察“禀命而行”的常制与“便宜行事”的非常之制的兴替、嬗变关系。

综观上述情节，行省之权大而不专，确实反映了元代行省官在权力结构上的基本属性。

权大而不专，还防止了元行省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减弱和向地方割据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