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汪记的开张(1)(2/3)
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
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
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
(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
(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
(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
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
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
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
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
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敌3さ鄙洗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
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
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
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
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
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
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
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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