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眼铳【感兴趣的看】(3/4)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不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曰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当火绳枪发展成熟，明军也迅速的列装了火绳枪——鸟铳。但是此时，三眼铳依旧存在与明军装备序列里。但是终明一代，鸟铳始终没能完全替换这些正常来说应该被淘汰的武器。而一支军队不可能连续百年装备被如今评价“只是听个响”的摆设用武器，却拒绝使用常人看来应该装备的武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其实是由当时北方工匠不善于制作鸟铳造成的。

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南军：“臣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朝鲜史书《李朝实录》)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南军哨兵也用三眼铳，不过是当号炮报警用的，戚家军就是这样用三眼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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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眼枪明朝的一些高官认为应该淘汰。就连明朝的火器大家赵士祯、军事家戚继光都这么认为。

在赵士祯遇到一百余岁的道人之前，与戚继光一样，他也是认为火门枪应该淘汰。

最初版本的《神器谱》中云：　上古制人于百步之外，惟恃弓矢，谓之长兵。战国时，始有弩箭、驳石，不过等于弓矢。自置铳用药，以弹射人，则弓弩、驳石失其为利矣。兵法有驱祝融以攻敌者，而制未甚详。观其缘风上下，纵发燔毁，似非近日之铳。宋、元间方有用之者，至我国初始备。然行军战阵随带便利，亦不过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诸器。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又失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弹已先出。高底[低]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

北方马上用三眼铳以御虏骑，虏颇畏之。然放毕举以博击，头重起艰，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因变其制，用照星短床，后尾钩着带鞓带，左手执铳对敌，右手悬刀燃火，放毕为盾，举刀迎敌，马上可备出奇摧坚，步下极便伏路急击，名曰“翼虎”。(这两段话常被人用来黑三眼铳）。

以上可以看出，在明朝尤其后来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相继发明、传入中国后，三眼枪使用并不多，再从当时的枪管制作技术与火药的威力来看，三只虎钺（三眼枪在明初的名称）并不能成为主战火器，若它真的在文皇帝三犁虏庭起作用的话，它应该是配合神机箭、一窝蜂等火箭来杀伤企图冲击或骑射搔扰步兵方阵的虏骑。由于它能连发，神机营的火器骑兵应该多用三只虎钺。但机翼虎是翼虎铳的改进型，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