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八章(1/3)

而道教的崛起时期，主要就是在于道教称为封建王朝“国教”的时期。

最早成为“国教”的道教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的天师道。

其中在这一方面的代表则是四川天师道当时的首领范长生。

蜀后主延熙十一年，涪陵郡反，车骑将军邓芝率兵征讨。平定后，朝廷为免再生事端，将涪陵五千余户强行迁往成都，其中即有范长生一家。

当时，一些处于战乱的人们，为摆脱现实苦难的困扰和寻求精神的寄托而皈依宗教。因此，由张道陵创建的“天师道”，在成都一带盛极一时。饱受战乱与歧视之苦的范长生，也加入了天师道，长期住在成都西山。因他注重信义，博学多才，深得天师道教徒的敬服，被拥为成都一带天师道的首领。

他从事道教修炼，欲为神仙，得长生久视之术。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先主刘备)征之不起，就封为逍遥公”，“刘禅易其宅为长生观”。

《列仙传》说蜀才“年百余岁，人奉为仙，称曰长生”。

范长生家世世代代掌握部曲，他本人又是天师道教主。到李流据郫城时，他领有千余户人家，住在青城山下。

青城山是天师道的一个治所，是有名的洞天福地。《寰宇记》卷七十三引《道书福地记》说：“上有没溺池，有甘露、芝草”。

又引《玉匮经》说：“此第五大洞，宝山九室之天，黄帝所奏拜为五岳丈人。黄帝刻石拜谒纂书犹存。又有石日月象。天师立青城治于其中。”

青城治不在二十四治之中，或者是别治、游治、下治之类。天师道的治犹如世俗的官府，管理道民的宗教行政机构，组织比较严密，教主与教民的关系，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形成一种超乎国家行政组织之外的统治力量。

范长生在青城山下拥有部曲，必然也拥有道民。他能拿出粮食供军，这充分显示了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又是一个拥有武装的道教主。

罗尚平西将军府参军徐舆看中了范长生这股力量，他向罗尚要求为汶山太守，联合范长生，共同攻李流；罗尚不许。徐舆怨怒，出降李流；李流用为安西将军。徐舆，涪陵人，与范长生算是同乡。通过徐舆的游说，范长生资给流民军粮食。

李流的军粮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摆脱了饥饿的困境。

经过李特、李流领导流民军三年为实践，李雄认识到不得蜀中土著的支持是危险的。李流通过徐舆的游说，流民军得到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流民军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尽管范长生原籍是涪陵丹兴，但范氏在蜀中居住已有百年，有土地，有千余家部曲，又是道教首领，与蜀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即是说，有相当实力。故“李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人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以缓和六郡流民与蜀中土著的矛盾。

范长生认为自己无法领导流民大军，于是，他充分利用披在身上的道袍，传达天意，说什么“推步大元五行，大会甲子，独锺于李，非吾节也”。范长生不接受皇帝位，更劝李雄自立。

光熙元年三月，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六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改元宴平，以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赋一入其家”。

这是李雄和流民上层给范长生的酬谢：政治上是丞相，当朝一品；经济上，他的部曲不负担徭役，他的土地也不向大成政权输纳租赋。他成了十足的封建贵族，既有土地，又有依附农民，还获得豁免赋役的特权。

范长生从支持流民集团到加入大成政权，标帜着六郡氐叟侯王、汉族大地主与蜀中大地主的合流，构成大成政权的统治核心，这就是大成政权的阶级实质。范长生在大成政权内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与西晋的贵族王公并无两样，也就是大地主特权在大成政权中的合法化。

此时的范长生已是耄耋之年，李雄则年方三十，老少同心，君臣和谐。在范长生“清心寡欲，敬天爱民”的涉世宗旨影响下，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大成宽和政役，轻徭薄赋，建官学，兴文教，端风化，罚不妄举，刑不滥及，恩威远播。来称臣依附的人增多，大成一度昌盛。

公元318年四月，范长生卒于成都。

……

而在东晋，虽然天师道的影响力相对而言没有成汉时期的四川天师道那么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最终引发东晋灭亡的孙恩之乱，就是东晋天师道的一次影响力展示。

孙恩出身琅琊孙氏，祖上是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世奉五斗米道。[1]其家族在东晋属于“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

孙恩的叔父孙泰师从钱塘人杜子恭，学习秘术。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任五斗米道教主，教徒广布南方，曾经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做事。

晋安帝隆安二年，孙泰见王恭举兵对抗朝廷，有感晋朝国祚将倾，于是打算作乱。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孙泰造反的阴谋，孙泰遭司马道子诛杀。

孙恩此时逃入海岛。孙泰余众当时认为孙泰是“蝉蜕登仙”，到海岛中支持孙恩，孙恩于是聚集了百多人，伺机复仇。

而当时由于地方割据，政府实际控制只限于所谓“东土”的三吴地区。

这里南北士族田园别墅最集中，封建剥削最严重，政府又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