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军政府体系（下）(1/3)

一种政体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着最大的利益阶层以及代表部分少数阶层的“庇护者”。天籁『『

秦帝国本身也不例外，按照张嘉师自身的理解，秦帝国本身就是一种农民阶层作为最大代表（毕竟其兵源来源主要是农户阶级），而一些成为耕战制度的得益者的存在则是作为少数阶层的代表而成功的耕战体制。

秦帝国的军功爵位制度是这一方面最为明显的。

当然，这不是说秦帝国并非没有贵族阶层，恰好相反的是这些贵族阶层在很大层面上由于自身的能力较为出众，而家族力量也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快走上一条捷径。

张嘉师自身虽然在穿越之处不名一文，但是在被始皇帝看重并且有着刻意扶持的方式下，他迅崛起成为了代表一个王室利益的人员，并且成功延续秦帝国宗室对于天下以及秦帝国的控制权。

也许在一些方面而言，作为始皇帝外孙的嬴珣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在作为王室代表的嬴子婴这个近支人物代表失败，而其他远支的秦帝国宗室根本没有足够力量对抗张嘉师所领导的新兴势力。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即使是没有始皇帝的遗诏，张嘉师自己想要成为秦帝国的掌控者，只不过是更血腥一些手段之下的必然。

而始皇帝遗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张嘉师真的打算血洗大秦宗室派系当中的反对派的结果出现。

张嘉师自己也许不会主动去这么做，但是不代表陈平等人不会为了自己的功勋，青史留名之类的想法，刻意引导张嘉师向这些事实上没有足够力量，同时心怀不服的宗室们，举起屠刀。

因为想要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么对于过往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言，等待着他们的结果往往是相当血腥的，

而事实上，秦末农民起义与其说是一直以反对秦帝国的残暴统治作为幌子，还不如说是故旧六国贵族乘机对秦帝国进行规模更大的颠覆。

很可惜的是，他们失败了，在张嘉师的军事打击下，多次遭受到决定性失败的六国余孽们，再次品尝了失败的苦果。

但是他们留给张嘉师的，同样是一个让张嘉师无可奈何的烂摊子。

而这个烂摊子，张嘉师认为最为要命的地方，是他并没有足够而能力对应的治理人员，对千疮百孔的收复区域的重建工作进行有利方面的指导。

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张嘉师以及乱军，叛军们的作战，相应的人员处理手段，都是造成了这个局面出现的最大主因。

秦帝国本身有着相当充足的官吏，但是在战乱当中，这些官吏几乎是可以说十去七八，剩下的要么是曾经反对秦帝国，侥幸生还而隐藏与民间，要么则是在张嘉师麾下继续挥余热。

而即使是算上张嘉师麾下收拢的一些算得上是识相的叛军或者是六国余孽，比如说张良，李左车等，张嘉师依旧是现自己麾下的官吏根本不够用。

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下，依靠军官治理地方是张嘉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要不然，很多事情张嘉师就算是想要加大力度完成，恐怕都没有几个人会愿意按照张嘉师的想法去做。

这一点对于张嘉师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毕竟即使是现在，秦帝国已经将面对匈奴人的战争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来对待，但是这不代表张嘉师就不管地方政务。

张嘉师无法面对后院再次起火以及匈奴人大举入侵的两难境地。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依靠军人的铁血手段来治理地方，虽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乱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也许好处会更加多。

张嘉师不是不知道军政府体系的缺陷，甚至是可以说军政府的体制相对而言要比起士族为主的体制要有更大的弊端。

因为若是士族为乱，军队相对较为稳定的话，那么张嘉师还可以凭借军方的力量来平定士族的叛乱。但是若是反过来的话，张嘉师还真的无法指望即使是忠诚于他的士族来平定军方的乱局。

就以两个例子而言，这样的事情未必是张嘉师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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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生的一场动乱，爆于晋元帝永昌元年，结束于明帝太宁二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

王敦之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

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王敦与堂弟王导都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当日仍是琅邪王的晋元帝司马睿初镇建康时仍没有威望，江南士族以至平民都无人理会他，王导与王敦则为他建立威望，建立起在南方较安定地方的一个朝廷。王导主掌政策事务，而王敦则掌握军事力量，对东晋建立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人更称“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希望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势力。司马睿亦忌惮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亦疏远了曾经极力扶持自己的王导。

同时，王敦亦渐见专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