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规劝张主席(2/3)

面军有了良好的基础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对整个红军做出更大的贡献，可在您的私心影响下却成了要挟中央谋求更大权力的资本，与中央对抗，明知南下危险，仍然带着十万红军攻击天全、芦山，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好的川北根据地被迫放弃，剩余的三万红军还是踏上了北上的道路。至今我还记得与中央分裂后南下大小金川的血战、几过草地的无谓牺牲、川西高原上犹豫徘徊、留在根据地的伤员绝望的眼神。这不能不说是您的过错。”

“北上就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了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根本就不是革命所需要的土壤，百姓愚昧落后、粮食产量低、交通不发达、根本无法和鄂豫皖、陕南、川北的人民相比。”

“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率领部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去稳定发展。西北军阀林立、国民党势力较弱、人民贫穷更有革命的愿望，经济落后却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安稳下来，抛弃不切实际的教条、调整打击面过大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努力发展民生，革命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张掖不就是个例子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与毛泽东同志是有差距的，如果当初一起北上，中国革命的实力要大很多。哎，可惜了！”

“我们当初南下也是想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的，如果中央支持合兵一处或许也会成功呀。”

“这种战略相当主观，没有考虑到南边是敌人的统治中心、有敌人重兵云集，之所以选择南下，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想逼迫中央接受四方面军的领导，斗气的成分更大一些。高层的争权夺利却让几万红军，几十万百姓成了牺牲品，这也是我对张主席您有意见的地方。”

何畏作为亲身生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物，还拔枪打过毛泽东、周恩来，他对那段时期的不堪回首的记忆痛心疾首可也很无奈，转移话题说：“我听说了你在张掖的政策，陈主席带领的西路军在那里发展得很快。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工商业、现代工业、教育医疗都得到了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很多，大批的粮食送到了延安。

我们很为你们高兴，你的做法起初我们也很不满，但快一年了，实际效果却证明了他的正确。让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你的做法能取得好的效果，而我们坚持的却带来的是失败？”

“两位老领导，中国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政策可以借鉴，以前咱们奉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以为在苏联成功的做法在中国一定能行。可事实证明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矛盾，与苏联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照搬硬套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水土不服呀。”

“政策都改变了，还叫革命吗？”

“领导们好像还是没有弄明白我们是为了革命而革命，还是为了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而革命？”

“这有区别吗？”

“革命的目的决定着革命的策略，当我们以实现苏联革命为目的时，革命的方法自然就是模仿苏联的革命方式，消灭一切私有制、无情打击革命的对立面，搞城市暴动、搞阵地战、攻坚战、肃反扩大化。以至于得不到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可，陷入孤立。”

“你是说我们前面的革命都是错的？”

“革命的愿望是对的，可采取的方法没有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一些具体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革命的发展，有些还损害了革命，比如说肃反咱们四方面军真有上万的反革命吗？包括许继慎、曾中生同志在内的高级领导干部真的是有罪的吗？徐向前总指挥提倡的运动战、游击战真的不好吗？随意镇压手工业者、小商人、富裕农民、地方乡绅对吗？”

“苏联革命就是这样做的嘛。”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是相当幼稚、相当盲目的，完全为了实现苏联式的革命而革命，好与不好、适合不适合、能否推动中国革命缺乏研究和总结，这样的革命难免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必然要遭致失败。”

“所以你就开始改变革命的策略、推翻原来的政策？”

“这种改变不是从我开始的，早期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就没有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去发展，军事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量最为强大，否则也不会成为中央红军。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情况就变了，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因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艰难探索中的革命者总结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你就觉得现在的政策很正确吗？”

“政策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是要适合革命的需要。最起码现在的政策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的。当我们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为目的时，我们就能够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立场去考虑我们的政策，就主动去团结引导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去团结抗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实力上。我们在张掖、在包头做的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践。主张这种政策的毛泽东同志无疑具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威望和能力。”

“你话里话外都在为毛泽东张目，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们过去的矛盾而轻视冷落我们？王明、康生前几天找我谈话，就态度很恶劣，说我是军阀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