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个楚国人眼中的大秦帝国（下）(2/3)

这也是楚国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后代史家论及楚国政治都指出楚国刑罚苛严，不仅一般臣民动辄触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愤事，旋即诛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

灭族即一人有罪，尽诛亲族。春秋时，楚令尹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后，“尽灭其族”。又曾发生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其族”的事情”。

烹即将刑犯煮之于镬。《史记?伍子晋列传》有“烹石乞”的记载。这是一种酷刑，所见不多。

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通常为车裂，吴起变法打败后，有记载说吴起是车裂而死。肢解也称为“磔”刑，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

楚国已有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司法部门受理案件后，要在规定的时期内审理案件。在此期限内，司法官员必须将所接受的告诉予以审理，否则就是渎职，告诉人于期内享有督促司法官员审理告诉的权力。司法官员如果审理不当或判决有误，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间提出申诉。包山楚简的“受期”简，就是执法人员因渎职而受到控告的记录。

审理案件时，司法官员要“听狱”，即听取争讼双方的申述。包山楚简简记云：“执事人诅阴人宣相。苛冒、舒逊、舒腥、舒庆之狱于阴之正，思听之。”继而记述舒氏父于与宣、苛二人双方的言辞，为听狱的实录。

司法官员要听取能对案件提供证据的非当事证人的陈词。按楚法规定：“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包山楚137号简记“执事人为之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见证人之多。

结案时，要按律定罪，即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称为“断狱”。

《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

后世的包山楚简记载了舒庆杀人一案，因迟迟未断而惊动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命“为之断”。

楚国有多种多样的律令，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执法，楚庄王、令尹于文、孙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

而相对于楚国的法律，秦律先不说比起楚律人性化多少，光是一个普及开来的《法律答问》，就足以甩楚律几条街：

[害盗背着游徼去盗窃，应当加罪。]什么叫“加罪”？五人共同行盗，赃物在一钱以上，断去左足，并黥为城旦；不满五人，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为城旦；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为城旦；不满二百二十钱而在一钱以上，加以流放。求盗与此同样论处。

求盗盗窃，应刑为城旦，问是否应像害盗那样加罪？应当。

甲主谋派乙去盗窃，一天，乙去行盗，还没有走到，就被拿获，甲乙都应判处赎黥。

男奴甲主谋叫婢女乙偷主人的牛，把牛卖掉，带着卖牛的钱一同逃越国镜，出边塞时，被拿获，各应如何论处？应按城旦的样子施以黥刑，然后分别交还主人。

甲偷牛，偷牛时身高六尺，囚禁一年，再加度量，身高六尺七寸，问甲应如何论处？应完城旦。

有人偷摘别人的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这个也许也算是秦律残暴的一个“佐证”）

司寇盗窃一百一十钱，先已自首，如何论处？应耐为隶臣，一说应赀二甲。

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秦律不管你有没有盗窃，主要是处置乙方知情不报以及参与分赃之罪。）

甲盗窃不满一钱，前往乙家，乙没有察觉，问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应罚一盾。（这个是主要处置知情不报的罪行。）

甲盗钱用以买丝，把丝寄存在乙方处，乙收受了，但不了解盗窃的事，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人性化的不知者不罪。）

甲乙素不相识，甲去丙处盗窃，刚到，乙也去丙处盗窃，与甲交谈，于是分别偷盗，其赃物各值四百钱，在离开丙处后同时拿获。如有预谋，应将两人赃数合并一起论处，没有预谋，各依所盗赃数论罪。

工匠偷东西，赃不满一钱，其同班工匠应否答打？不应答打。（大秦帝国时期的工匠看来地位不低。）